珍德兹·曼德拉(Zindzi Mandela)最初的记忆始于1962年南非比勒陀利亚的警察局，她坐在外面，母亲温妮(Winnie)去给被拘禁在里面的父亲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送他喜欢吃的食物。

　　“我那时只有18个月大，但还清楚地记得那个时刻，我坐在轿车里，等着妈妈回来。我当时肯定是感觉到了某种创伤，我非常害怕。她去了太久。”

　　时隔半个世纪，曼德拉女士在曼哈顿皮埃尔酒店优雅的大酒吧里回忆这段往事，酒吧里有着宏伟的廊柱，她喝着蔓越莓苏打水。“无论小时候在索韦托，还是年轻时卷入斗争，我从来没想到自己能有一天会从那种地方离开，来到这样的房间生活。”

　　曼德拉女士回忆起这样漫长的人生历程，是因为前一天晚上，一部关于她备受尊崇的父亲的新片在爱丽丝·杜丽大厅上映了。当时曼德拉95岁，因肺部感染卧床不起，正在为活下去而奋斗。这部影片名为《曼德拉：漫漫自由路》(Mandela: Long Walk to Freedom)，是根据他的自传改编，讲述了他那错综复杂、充满起落的人生，从小村庄度过的孩提时代到逐渐卷入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领导非洲国民大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乃至27年的牢狱生涯，直至最终的重生与胜利。

　　有些关于曼德拉的著名影片，如克林特·伊斯特伍德(Clint Eastwood)的《成事在人》(Invictus)是从曼德拉人生经历的某段时期取材，有点像史蒂文·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在《林肯》(Lincoln)里那样，只拍了通过第13修正案的那段时期。但这次却不是如此。“我们改编了他的整本书，”导演贾斯汀·查德维克(Justin Chadwick)说，“我们得拍出整个过程，不能就捡好听的说。”

　　曾经走过那个时代的南非人，哪怕只经历了其中的一部分，看这部影片时也免不了拿它和自己的记忆相对比。对于珍德兹·曼德拉来说，那段历史非常个人化，而且极度耗费感情，她至今仍在努力与之斗争。

　　我在南非的经历则要短得多。20世纪90年代初，我曾在那里当过四年驻外记者，我抵达南非时，曼德拉刚刚获释三周，我离开的前一天，他宣誓就职总统，我正好经历了南非实现多种族民主的整个过渡阶段。那些年里，我曾多次在政治活动和社交场合见过曼德拉先生，也采访过他好几次。这位亲切和蔼的祖父说话不时停顿，还带有公开场合讲话时会刻意隐藏起来的恶作剧式幽默，以及众所周知的铮铮铁骨和近乎神奇的倔强，曾令整个世界都为之瞩目。

　　纳尔逊·曼德拉是一位政治上精明狡黠、同时历史地位崇高的人，显然没有一部电影能捕捉他身上的各种细微差别与多重层面。为将林肯的故事提炼到银幕之上，斯皮尔伯格只集中拍摄了他人生的某一时期，让这位总统微妙的政治花招与令人放弃戒备的亲切感可以逐渐展现出来。而本片的导演所拍摄的人物却与林肯不同，他当时仍然在世，他的家人、朋友与盟友们都深深地了解他。

　　导演的任务是要把曼德拉充满重大事件的一生塞进一部影片，同时又不令它成为没有实际意义的圣人传。查德维克和编剧威廉·尼克尔森(William Nicholson)想到的办法就是从曼德拉家人的角度出发，特别是他与温妮的婚姻，以及他与儿女们的互动。片中也有曼德拉与P·W·波塔(P.W. Bptha)、F·W·德克勒克(F. W. de Klerk)等种族隔离制度下的领导们进行政治博弈的段落，但核心还是关于他和家庭之间的动荡关系。

　　温妮、珍德兹和其他曼德拉的子女们担任影片的官方“历史顾问”，这对影片利大于弊。查德维克说，因为他们和他一样，热忱地希望把曼德拉全方位地呈现出来，也包括他的缺点错误。

伊德里斯·艾尔巴和娜奥米·哈里斯在《曼德拉：漫漫自由路》中
　　

　　“他是人，”珍德兹·曼德拉说，“尽管他是个非凡的人，但毕竟是人。”

　　该片并不是一成不变地照搬事实。它建立在曼德拉本人对事件的观点之上，在他的家人监督下拍摄完成，不难想见，片中的曼德拉被塑造为一位伟大而鼓舞人心的领袖，比任何人都有远见，比任何人都要坚决地斗争。但阴影与矛盾也被允许混入其中，比如他年轻时曾玩弄许多女性，后来又投身反种族隔离斗争，令妻子儿女沦落小镇，过着贫困生活。温妮也同样没有幸免，她被塑造为一个愤怒而疏远的妻子，当丈夫宣扬和解与和平时，她却热衷于暴力复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