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之问”提到为何我们国家建国这么久，为何没有培养出科学大师？其内在原因和机制，值得每个人深思。最近，国家科研政策与形势正在直面“五唯”痼疾，试图从科技管理角度引导科学家直面学术和社会发展实际问题，将论文写在大地上，与社会发展发生关联，解决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实际问题，特别是“卡脖子”式的瓶颈问题。

我们国家培养科学技术上的大师，培养解决国家发展过程中所遇到“卡脖子”瓶颈问题，需要培育“从0到1”具有开创型的原创人才，需要在培育开创型人才环境方面多下功夫。避免急功近利式的“五唯”导向科研风气，形成能够静心科研的学术氛围，聚焦学术前沿和行业发展瓶颈，注重原创与突破，而非SCI发表和伪专利申请，将科学研究工作落地、做扎实。

昨天，我读到对地理信息科学之父Michael F. Goodchild教授的采访。Michael F. Goodchild教授是美国人，他说中国在GIS方面取得进步令人惊讶，特别是中国移动互联网网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将转化为GIS领域优势。中国人口基数大，在大数据方面具有鲜明的优势。当前，中国GIS发展最大的短板是教育与人才方面。Michael F. Goodchild教授进一步说道：“相比美国的学生，中国的学生尊重教授、尊重老师，技术水平也普遍很高，但缺乏开创型的研究。他希望中国学生能够挑战老师的权威，培养其批判精神，只有这样才会有新的发现和成果。”

Michael F. Goodchild教授的建议，从某种意义上回答了钱学森之问，即中国发展了几十年、社会经济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培养大师方面显然不足，更多是年轻人不具有开创性或者原创性。从Goodchild教授的建议来看，还是我们科研文化存在一些问题，学生缺乏勇气挑战导师权威，缺乏开创型研究的勇气。青年人富有朝气、思维活跃，具有叛逆性和批判精神，可是我们科研一线中的学术青年，却成了畏手畏脚的小媳妇，生怕说错话、做错了事，唯唯诺诺缺乏批判性，失去了科研的勇气和魄力，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科研一线青年往往都有比较清楚的头脑，而且对自己的利益有比较深入系统的权衡利弊。青年人失去了批判性，而更多是服从，在导师规定范围内辗转腾挪，无法批判性的开创型地开展工作。这种封闭保守的思维方式选择，应该有其科研文化背景隐喻其中。如何在反“五唯”背景下，解放青年人身心，让他们充满自信、充满雄心和魄力，迸发出想象力和创造力，勇敢地开疆扩土，做具有创新思维的青年，做一个具有开创型的研究者，这是我们反“5唯”背景下要考虑的事情。现在，是什么将青年人舒服了，畏首畏尾，成了乖巧可爱、精于算计的小媳妇，而不是敢冲敢闯、披荆斩棘的开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