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汉娜·阿伦特》剧照

　　50年前，新学院(New School)的哲学教授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写了一本小书，名叫《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这本书所引发的巨大争议，超过了她之前以及之后的任何一本书。就像批评家欧文·豪(Irving Howe)说的那样，这本书在上西区的知识分子中挑起了“一场内战”，引发了恶毒的争论，毁掉了一生的友谊。它卖出了10万多本，重塑了人们对大屠杀、种族灭绝和罪恶之谜的思考方式。

　　人们把这场不断升级的争论简称为“论战”。这场论战如今已几乎被人遗忘了，它所引起的强烈怨恨现在看起来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但是一部关于这个事件的新电影《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周三（指5月29日——编注）在电影论坛(Film Forum)放映，重新激活了那些辩论和那个时代。

　　本片导演玛格雷特·冯·特洛塔（Margarethe von Trotta)是德国新电影运动的资深导演。十年前一个朋友建议她拍摄这部电影的时候，她有点犹疑。“我的第一反应是，一部关于哲学家的电影怎么拍呢？要知道哲学家大部分时候就是坐着思考，”她在巴黎的家中接受电话采访时回忆道。

　　她和美国编剧帕梅拉·卡茨(Pamela Katz)写了一个情节大纲，覆盖了阿伦特的一生，但是它太长了，太分散了。因此她们决定把重点集中在艾希曼事件上。“对电影制作人来说，有一个冲突事件比只有抽象的概念，要好一些，”冯·特罗塔说。

　　1960年5月，“二战”快结束时逃往阿根廷而存活下来的最后一位纳粹头目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被摩萨德的特工们绑架后送往耶路撒冷，因反人类罪接受审判。

1972年的哲学家汉娜·阿伦特

　　阿伦特是德国犹太难民，也是著名的学术巨著《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的作者。她提出要以《纽约客》记者的身份报道这次审判（她的书最初是一篇由5部分组成的文章）。

　　她提出了两个极有争议的观点。第一个是，艾希曼作为纳粹党卫军的高级军官，不是像以色列检察官指控的那样，是纳粹死亡集中营的蓄意组织者，而只是机械执行命令的普通官员；阿伦特说他只是“时代旋风中的一片叶子”，说他“不是恶魔”，而只是“一个小丑”。那本书被广为引用的副标题“平庸的恶”也由此而来。

　　阿伦特的第二个观点是德国和波兰的“犹太委员会”与纳粹串通一气大规模谋杀自己人。他们帮助纳粹集合受害人，没收他们的财产，把他们送上通往死亡的列车。阿伦特写道，如果没有这些犹太领导人，“会出现骚乱和很多痛苦，但是受害者的总人数很难达到450万至600万”。她补充说，“对犹太人来说，犹太领导者所扮演的角色，无疑是整个黑暗的故事里最黑暗的一章。”

　　因为这些观点，阿伦特被嘲弄为一个憎恨本族人的犹太人。反诽谤联盟发出信件，敦促拉比们在赎罪日谴责她。犹太团体付钱让研究者们仔细找出她书中的错误。她的一些最亲近的朋友从此以后很多年，甚至一辈子，都没再跟她说过话。

　　阿道夫·艾希曼1961年开始在耶路撒冷接受审判。图为他在被密切保护的被告席上。汉娜·阿伦特为《纽约客》杂志报道了此次审判，并把这篇报道转化成了1963年出版的一本书。

　　那时候，以色列刚成立15年：它幼小、脆弱、贫穷。当时的总理大卫·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为了给羽翼未丰的新国家寻求支持，为了让人们接受大屠杀的教训，大肆宣传艾希曼的审判，那是第一批全球媒体事件之一。当时在美国，随着黑名单和配额的消失，犹太专业人才，特别是学术界的专业人才，刚刚得到应有的尊重。而这时伟大的学者汉娜·阿伦特却轻视他们的伟大复兴，宣扬他们的丑事。

　　对阿伦特的某些攻击过于偏激，比如说她同情艾希曼或者说她认为犹太受害者比纳粹杀手更像魔鬼。不过阿伦特的某些观点也同样偏激，尤其是她对艾希曼的描绘。她的“平庸的恶”的论点基于一种假设，这种假设就是艾希曼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没有意识到自己在作恶，他甚至不带有反犹太主义的恶意。而实际上，很多证据表明艾希曼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这些证据有些是当时就为人所知的，有些是之后才被发现的。

导演玛格丽特·特洛塔在电影《汉娜·阿伦特》的片场